被掳走的亚当·斯密-澳门皇冠四虎

被掳走的亚当·斯密

原载：《南风窗》2024年第15期 作者：何子维

现代经济学家总是极度执着于“科学性”,但在斯密的18世纪,一名道德哲学教授的经济理论背后,隐含着人的伦理关怀。

—有个 4岁的娃娃被掳走了，你们谁看见了?

—吉普赛人干的!

从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庄园，一个中年男子冲了出去，追上一群吉普赛人。这些在过去几个世纪备受诅咒的吉普赛人，扔下怀里的娃娃，仓皇而逃。

1727 年发生了一起备受关注的“苏格兰拐卖儿童未遂事件”，让吉普赛人失去了一名占卜师，却为整个人类文明保住了一个天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差点被掳走的斯密，没有见过父亲，没有秘密爱情、没有不为人知的恶习，终其一生就是平顺地常伴母亲左右，除了书，就“别无所好”了。

若隐若现的偶像包袱，斯密扛了一辈子。乃至垂暮之年，他不仅回绝了好友为其整理出版遗作，还将所有不成熟的手稿付之一炬，没能给外人留下任何窥探的玩意。

就这样，斯密不受纷扰地离开了世界，墓碑上只留下一句话:《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斯密的肉体躺进了爱丁堡的坟墓，人们却总是叫醒他;或者说，是粗鲁地掳走他。

至少，在过去100年里，他出现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主义、凯恩斯主义、阿拉伯石油禁运……每一次市场失灵的现场。在那里，人们想逼迫斯密回答类似对上帝的提问:上帝你好，我的无神论怎样了?

相比幼时被掳走时还能哇哇呼救，而今，斯密已经无语了。

他也无法想象,在今天,物质生活多么丰富多彩道德生活却历经了多少翻天覆地。

走向一七七六

斯密出生的 1722年，在东方，雍正继承皇位。这位至今是否篡改遗诏仍然成疑的皇帝，实施了摊丁人亩。数年后，由于赋税减轻，中国的人口曲线呈现急剧螺旋上升之势。但古老东方暂时还未与世界潮流接轨，只是延续着独断而繁荣的农耕气象。

在西方，经济同样迅速发展。刚与英格兰合并不久，告别了封建主义，被卷入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的苏格兰，没有不可解决的社会政治危机，其氛围与法国大革命遥相呼应又大相径庭。苏格兰人不信任理智，重视感官、知识和道德。

呼吸如此空气长大的斯密，14岁考入了苏格兰最有名的格拉斯哥大学。每天，他会学上两个小时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气体力学等专业课，还会学个小时的几何学，偶尔也会去听听希腊文讲座。

虽然斯密从发达的海运、繁荣的贸易、飞速发展的工厂以及人们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里，觉察到了模糊的商业社会形态，但在这座正向现代大学演变的大学里，斯密研究最多的学科，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道德哲学。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就是“苏格兰哲学之父”弗朗西斯·哈奇森。

哈奇森独特的道德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概念和当时经典的辉格派政治诉求，是一种自由的、温和的，且在许多方面具有平等主义元素的理论视野，深深地影响了斯密。

哈奇森也察觉到了斯密的传奇天资，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人性论》的大卫·休谟。尽管休谟比斯密大了整整一轮，但俩人的友谊持续了 1/4个世纪以上。斯密后来的一系列有关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都能寻到休谟的印记。

三年后，斯密拿到奖学金去了牛津大学。当时牛津大学的教会、国王势力稳固，其散发的腐朽气味令人厌恶。斯密吐槽说,牛津的学生每周有四次祷告,但只有两节课,甚至被发现阅读 人性论》后，斯密竟成了异端。

好在外界环境没有干扰斯密自学好在牛津大学拥有欧洲最好的图书馆让斯密能饱览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

1751年，28 岁的斯密回到格拉斯哥大学。英国的另一位“超级人物”--詹姆斯·瓦特居然也在这个时间，在格拉斯哥大学开了一间仪器修理店，做校工。

不同的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哲学，一直教了12年，他把讲授的内容整理成书,1759 年以《道德情操论》为名出版。

这本书让斯密声名鹊起，一举跻身顶尖哲学家之列。作为最好的哥们，休谟不仅连连夸赞，还忙不迭地宣传给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英国后来的财政大臣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人物查尔斯汤曾德。

汤曾德邀请斯密，陪自己的继子巴克勒公爵去欧洲大陆游学三年，游学期间年薪 500 英镑，游学结束终身享有300 英镑的年薪。优厚的待遇让斯密心动，法国散发的启蒙光辉更令他向往1764年,斯密辞去教职,前往欧洲大陆。

受益于休谟的引荐以及巴克勒公爵的地位，斯密在法国结识了众多名流雅士，其中包括狄德罗、卢梭、赫尔维蒂斯等。在瑞士，斯密拜会了伏尔泰之后伏尔泰对朋友说:“这个斯密相当聪明，将来我们的成就都不如他。”

欧洲之旅对斯密来说，“世界即非世界，已是名世界”。尤其是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杜尔阁等人的相遇，为斯密打开了经济学之门，作为第一位重农学者，深受爱尔维修享乐主义伦理影响的魁奈，在《经济表》中开宗明义:“用最小的公共代价获取最大量的快乐，乃是最完美的经济行为。”这等于说，能带来快乐就是善，造成痛苦就是恶。

所以“经济人”相信，现世幸福就是人生目的，因此人要以系统的、有预见性的方式来为之奋斗。其实，哈奇和休谟都曾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论证了类似主张。现在，永远追求个人幸福最大化的“经济人”，就成为了经济学的其本假设。

有了假设，斯密开始思考:当每个人经济人“都不断尽力为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本谋求最有利的使用”，万一出现了彼此间意愿相互冲突，造成混乱局面怎么办，有没有良方?

1766年，斯密回到苏格兰。巴克勒公爵承诺提供的养老金，让斯密不必再为糊口而烦恼，得以安心回答自己的时代命题。

没有赚快钱想法的斯密，没有急着发表自己的思考，而是一段段、一章章地朗读给俱乐部中的杰出人士听，征求不同意见，不断润色书稿。这些被征求意见的人群里有一个美国人，他叫本杰明·富兰克林。

就这样，斯密用了整整三年。1776年,《国富论》正式出版。

同一年，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美国国父们发表了《独立宣言》

同一年，瓦特宣布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国富论”恐怕错了

1776年，这个平常却不平淡的年，在今天看来，毫无异议成了人类文明的分水岭--某一部分是因为斯密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的批判。

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助长的垄断热情，促进了利益集团的增长，进一步损害了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

斯密不认同财富就是国库中储藏的金银数量，他抨击重商主义笼罩下的政府为了积累财富，总是促进出口、限制进口。

相比之下，尽管重农学派主张农业才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但魁奈在历史上首次认真地提出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最复杂的问题--社会产品再生产问题--并得出结论:再生产前提条件的创立，是流通的结果。要知道，“自由放任”一词就是由魁奈这帮家伙创造的。

关于自由竞争及自然秩序的商业思想，让斯密大受启发。他意识到，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是其不断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这正是今天我们看重的那个概念:gdp.

斯密的这个观点，加上《国富论》的中文翻译，让人们，至少是部分中国读者，一直误解斯密是在鼓吹国家如何实现富强。事实上，斯密排拒国家主义的偏狭立场，他不赞成，一国所失就是另一国所得;也不赞成，使国家变得富俗的方式是，通过压低国民工资。

因此，回到所谓《国富论》这本书的英文书名《an inquiry into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wealth of nations》，其最后一个单词为nations，而非少了“s”的国家nation。在关注“国家”财富的来源与性质之前，斯密首先关心的是“国民”而对人的研究，也是启蒙运动占据舞台中心的内容。难怪有人提出，严复所译的书名《原富》虽不完美，但以寻求富国阜民之术，更有贴近之意。

既然“财富的转移”远不如“财富的创造”,那么财富增长的关键是什么?斯密一言以蔽之，靠劳动分工。

斯密进一步指出,“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劳动分工的程度”--就是这个简洁有力的论述，被后人概括为了“斯密定理”。它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斯密要支持自由主义，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与推动全球化。

为了进一步探寻推动市场运行的动力，斯密在《国富论》中输出了一段经典的格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斯密这个惊人的论断，吸收了自利学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牛顿的宇宙和谐观:所有的质点都在运动,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宏大体系。

所以，那个支配人类头脑几百年的小短语--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闪现了--人们从事劳动未必抱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

现在一般认为“看不见的手”在隐喻市场规律，被看作是对“市场经济能够自动调节，政府最好不要随便干预’的形象说明。但从斯密学术思想本身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被拔高了、被神化了。

不过,“看不见的手”回答了斯密前述的时代命题。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是神决定了世界的运作，斯密则把个体价值和经济运作、社会和国家兴亡关联在了一起，为后人打开了探索市场规律之门。

如此先锋、杰出的苏格兰式探索,对斯密来说，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祖国能第一个实现。他甚至大胆设想:“英国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港…来自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都在这里实现自由贸易、自由交换。

《国富论》出版 12 年后的 1787 年,雨后伦敦，空气清爽，彼时仍是海关官员的斯密，应邀来到公爵客厅。席中人等纷纷起身迎接，斯密有些不好意思，其中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说:“我们会站着直到您坐下为止，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

这些自称为斯密学生的英国治国者们，忠实地贯彻了斯密的思想，比如推动自由市场与废奴运动、解散东印度公司、与法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废除斯密长期批判的《谷物法》等等。

对经济学之父的崇拜与颠覆

斯密阐述的经济运行底层逻辑，很快帮助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国家，也帮助人类正式开启了以交易为生的全球化时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人们正在论战经济领域的什么问题，只要有人说“斯密就是这么说的”，论战就会立刻结束。

作为经济学界被征引最多、阅读最少的人，斯密总是被人们抛开历史，当作武器，用来保护自己或攻击他人，以达到某种目的。尤其是，出于论证政治和经济合法性的诉求。

然而，美国大萧条期间，比斯密晚160 年但同一天出生的凯恩斯,以其(通论》开出的“政府需求管理和政策干预解药，在那一时期“终结”了《国富论)所代表的自由放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随着滞胀到来，凯恩斯经济学受到严重打击，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又复兴了斯密学说，再次握紧“看不见的手”。

1980年代前后，弗里德曼被视作撒切尔夫人的座上宾。铁娘子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铁腕削减政府开支、推动经济改革、打破国企垄断，她脱口而出，原来“苏格兰人早就发明了所谓的‘撒切尔主义’”

同一时期执政的美国里根总统也盯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用来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更夸张的是，那批为政府服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设计并佩戴了印有斯密肖像的领带。

斯密崇拜还在继续，2007年，英国也将斯密的素描头像印在了 20 英镑钞票上，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启蒙先驱。不幸的是，就在人们揣着 20 英镑现金疯狂交易的第二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一片狼藉。

现状不甚理想，未来不再可信，人们又回看斯密这个起点，心生疑虑:你说的，自由市场可以通往繁荣，但为何危机一再发生?

对此，具体的反驳之一可以是，将斯密界定为一个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是错误的。斯密从来没有无视政府的重要作用，没有把社会运行的一切交给市场机制。比如在《国富论》最后-篇中，斯密着重论述了政府职责，包括国防、司法、教育等，而且他深切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

只是还来不及-一反驳，2008 年之后，一批人对斯密又进行了回顾，重新打捞起《道德情操论》。尴尬的是,斯密在世时，就一再强调《道德情操论》是远比《国富论》更为优秀的作品。

但无论如何，再次援引斯密，强调自己关心穷人、支持有限政府干预的人里面，就站着美国的奥巴马和英国的布朗。

斯密所遭遇的困境，和其他同样伟大的思想家(如弗洛伊德、马克思)的经历事实上是一致的。他们所在的时代有局限性，人们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局限性斯密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学说的理想化，相反，在讨论相关观点时，他都是有附加条件的。他曾积极地讨论了商业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只是他认为相较于商业社会出现之前的世界，这是-个更好的世界。

因为斯密并非极端派，所以，只要觉得现实世界偏离他们心中的理想时，人们就都可以搬出斯密，放在有利于自己的那一边。

经济下行时，人们朗读《国富论》对企业家精神鼓与呼。

贫富悬殊时，人们摘抄《道德情操论》，强调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请问，是斯密创造的经济学失败了,还是对斯密经济学的解释失败了?格拉斯哥大学在 2023年举行了“亚当·斯密诞辰 300 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现场一针见血地反问道。由此延伸的问题，还包括“是经济的失败，还是经济学的失败”

今天，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经济学的长相历经多次蜕皮、多次缝补，已远非斯密时代的眉眼，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至今还带有斯密独特视角的棱角，将来也会如此。

费解的是，在这个经济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 21世纪，现代经济学家总是极度执着于“科学性”，但在斯密的18 世纪，一名道德哲学教授的经济理论背后，隐含着人的伦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