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工业：发展逻辑、现实条件与政策取向-澳门皇冠四虎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工业：

发展逻辑、现实条件与政策取向

原载：《新华文摘》 2024第16期 

实现工业化、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但是只有少数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并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陷入长期停滞，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当前中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工业结构的变迁可以作为研判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参考。但也要注意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各国经贸关系受到一些自利国家的干扰而处于变动之中。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如何认识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本文立题的初衷。本文采取从全球看中国、在变局中看本质的分析思路，对比发达国家和中国工业结构及其演变方向，深度分析全球经济环境及其变化趋势，对中国工业如何保持竞争优势、行稳致远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特征考察

本部分重点分析成功迈过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市场需求、产业能力等方面的特征，显示出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过程及之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工业占比较为稳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在经济发展到高收入水平后，社会对服务活动的需求快速增长，带来服务业比重提高，工业部门比重下降。根据对高收入的国家分析，发现工业和制造业占比虽然低于经济起飞阶段，但某些行业仍在全球保持相对优势和规模领先。即使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甚至更高水平，大多数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相当比例的制造业，而且近年来试图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比重。例如，德国2019年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就提出了2030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25%、欧盟提高到20%的战略目标。

（1）以结构优化稳定制造业占比。高收入国家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主要是通过内部结构不断升级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虽然会推高要素价格，但能够促进资本和技术积累，为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成功完成了从纺织、服装、玩具、消费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如钢铁、石化、造船、汽车、计算机），从全球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向研发设计和中间产品制造环节的升级，甚至向更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价值链的跃迁。那些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升级，还在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所形成的新兴产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贸易与投资保持国内国外的平衡。从贸易和投资结构看，成功跨过高收入门槛的国家会将原来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转向更多地依赖本国市场。日本、韩国、西班牙的进口和出口相对gdp都保持较高比重，同时它们在跨越高收入门槛前后的进出口规模也基本平衡。由于各国在不同的产业具有优势，同一行业内部各国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即使是发达经济体仍然积极吸引外资，以补齐国内产业链的短板环节，满足国内差异化的需求。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包括开发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利用其他国家的知识技术等高端要素、就近更好地服务东道国市场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后，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同时会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高增长阶段，通过向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它们的增长“红利”，利用国外资源为本国居民创造更大财富，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更快的增长，同时也增加了对全球产业发展的掌控能力。

 2.产业能力持续提升，创新驱动增长

（1）更加注重形成产业发展能力。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还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表现，许多研究注意到产业能力和技术创新是其中更核心的原因。结构转变特别是产业能力提升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挑战的关键因素，“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产业能力陷阱或技术创新陷阱。那些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产业能力未能与要素禀赋同步实现转变，工资水平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而萎缩，而更加依赖创新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没能发展起来，从而造成制造业比重下降。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实现了产业能力的持续升级。

（2）以自主创新保持经济领先地位。后发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是成本最低的模式，也是“后发优势”之所在。但是“模仿—追赶”模式不仅难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而且随着新的后发国家的加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由于过度竞争、打价格战，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因此，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向高收入水平迈进，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产品附加价值、降低单位产出中资源和能源消耗。

创新驱动既包括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学习和模仿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也包括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原创技术、设计的比重，通过“人无我有”的独到价值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越高，对原始创新的要求就越高。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基础研究投入强度。

对产业升级的支撑需要通过后天持续的投资形成新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些新的生产要素既包括资金、技术、知识、管理，也包括数据等新型要素，既表现为现代化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算力中心等基础设施，以及工厂等生产设施，也表现为高素质的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等人力资本，以及企业、人、基础设施等相互之间形成的复杂网络化联系。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关键就在于抓住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

 3.后发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更多的挑战

全球大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不前的事实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与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科技水平升级面对更多和更大的障碍。

（1）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尽管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降低工业化成本，但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赶上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水平，反而相对早期工业化国家面对更大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早期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推进伴随着对外侵略、对外殖民、对外掠夺，后发工业化国家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而且早期工业化国家处于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最前沿，它们能够从技术和产业升级中获得充分的收益，而后发国家虽然能够通过技术模仿获得所谓的“后发优势”，但是也要面对早期工业化国家不曾面对的具有强大在位者的市场竞争、知识产权壁垒以及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秩序、治理规则的约束，导致后发国家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回报率很低。

（2）后发大国可能面临发达国家的打压遏制。当后发大国的人均gdp接近高收入国家标准时，无论经济体量还是在技术水平、全球产业链位置都对发达国家形成挑战。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科技、产业领先优势和产业链话语权、掌控力，常常会采取各种非市场化手段对后发大国的技术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打压遏制，加大了后发大国工业进一步升级的难度。

（3）后发国家追赶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惯性。中等收入国家由于技术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成熟产业，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是成本最低的发展路径，也由此造成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习惯于模仿、追随，企业缺少原始创新能力，政府部门缺少制定有效支持原始创新政策的能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制、社会氛围也与原始创新的要求不相适应，加大了后发国家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跨越式发展机遇的难度。

（4）平衡经济发展过程的多因素和多目标并非易事。除了在技术—经济方面，产业能力、产业结构要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不断演进外，稳定安全的金融体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对一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至关重要。

     二、中国具备迈向高收入阶段的条件

  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

（1）制造业比重合理且内部结构不断优化。rekha and suresh（2022）提出了过早去工业化的阈值水平，具体包括：人均gdp低于11750美元，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小于等于18.0%，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小于等于1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2720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为27.7%且2018年以来均稳定在27%左右。郑江淮等（2023）基于中高端制造业与低端制造业的异质性，测算发现当前中国制造业比重处于合理区间。同时，中国工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近十年明显呈现由最终产品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产品、资本品升级的趋势，商品出口结构中原材料的占比已经低于2%，而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占比提高到接近20%和50%。此外，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迅速并形成国际领先的竞争力，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等“新三样”产出规模、出口规模均为世界第一，成为中国工业的新亮点。正因为拥有超大的工业规模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中国工业总能爆发出巨大的韧性，保障了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

（2）国内市场需求不断释放，工业产品出口基本稳定。工业的需求来自出口、投资和国内消费。“三驾马车”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依靠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拉动；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是制造业发展最重要的拉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增长乏力，而国内掀起了一轮以交通、信息化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浪潮；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发展理念，内需开始在“三驾马车”中加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市场增长减速造成的不利影响。目前，工业化和工业的发展仍然需要出口、投资和内需带动，但“三驾马车”的作用和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出口看，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从1995年一直增长从未下降，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在金融危机之后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达到约15%。从投资看，中国虽然是基建大国和强国，但地区间、城乡间基础设施的差距还非常大，交通、能源、水利、通信、防灾等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短板和缺口。2021年提出发展新基建，数字化、新能源、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需求增大。无论是传统基建的“补课”还是新基建的“抢跑”都会创造巨大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中国人均gdp已迈过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但人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差距，例如，作为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只有美国的1/4、日本的1/3，也低于泰国和马来西亚。综合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需求侧是有保障的，特别是内需的持续释放能够不断创造需求侧的发展动能。

（3）“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质量持续提升。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近几年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存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2023年高技术产业引进外资占比提高到37.4%，利用外资水平持续提高。在新发展时期，面对国际产业链重构带来的挑战，中国将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放宽外资准入条件，外资将在更多行业、更多领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经济，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之一。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领域持续拓宽，是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22年，已经在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7万家，涵盖18个行业大类。中国还致力于构建公平高效的国际经贸环境推动全球化进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这是首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并得到广泛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近年来，中国又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左右。总体上看，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避免在全球分工中被锁定于“从属”和“低端”位置，从而能够自主、安全、高水平地利用两种国际资源确保现代化的继续推进。

  2.科技创新能力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极大增强

（1）知识和技术产出不断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有r&d活动的企业比重显著上升，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支出开始向自主创新倾斜，2011年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首次超过引进模仿方面的投入，并快速拉开与后者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为2.43%，尽管仍低于高收入国家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以及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以及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最大专利申请国、最大基础科学论文发表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在世界第11位，在中等偏上收入组中排在第1位，是前30名唯一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知识和技术产出指数排在世界第6位（wipo，2023）。即使以单位研发支出的居民专利申请量进行衡量，中国也居于前列，而且是唯一进入前列的中等收入国家（huang，2016）。中国的教育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造就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以及世界领先的工程师队伍。长期积淀的人才体系、科研机构、基础设施奠定了技术创新换轨赶超的基础。

（2）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的基础能力上升。在错过前几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迎来全球科技革命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交汇，尽管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和外部不确定性挑战，但当前具备的优势和能力大多是内生的，这与在以往发展阶段需要更多借助国外市场、资本和技术实现自身发展有显著的不同。中国有能力、有条件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应对外部挑战、突破内部约束，培育世界领先的新质生产力，并将其贯穿于新型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百年战略目标之中。

     三、变化中的外部环境与新机遇

 1.客观看待外部不确定性与挑战

（1）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加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总体上进入了活跃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驱动的产业新赛道不断涌现，对这些新赛道的争夺不仅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也是领军企业主导产业生态塑造的目标方向。基于这一战略出发点，以未来产业为重点的新兴领域在发展初期并不具备鲜明的成本导向，所谓的“技术反噬”效应或将延续，主要表现为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独占创新收益和“利基市场”的内部化动机促使企业寻求研发生产本土化安排，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研发合作与分工深化的诉求（渠慎宁和杨丹辉，2022）。然而，无论主动抑或被迫中断研发创新的国际合作，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由于新赛道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合作机制失效的隐患在于信息不畅导致对行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失去预判，有可能致使本已处在并跑乃至领先位置的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甚至快速掉队，这种局面在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成为人工智能发展主流方向之后变得更加清晰。chatgpt的推出进一步刺激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创新，2023年，全球最大的5笔人工智能投资均出自美国科技企业。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内ai领域融资额同比减少了4.5%。在此消彼长态势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值逐渐与美国科技型领军企业拉开了差距。这表明对于后发赶超者而言，即便某些技术实现突破或在部分赛道取得领先，如果不具备自主迭代能力，则很可能在科技竞赛中途失速偏航。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不再是单纯的效率比拼，而是正在上演“占道卡位”式的“争先赛”。“技术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如影相随，造成产业链不同程度受损断裂。这种“淘汰赛”的“赛制”对技术来源多样性和自主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以往通过承接国际技术转移获得先进技术的路径难以为继。如何在维护产业链创新链自主安全的同时，保持与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理念、要素和模式的互动，不仅要在国家层面开展更加多样化的机制性探索，更需要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

（2）大国竞争升级叠加持续加剧的地缘冲突导致世界范围内安全问题泛化。中美关系走向无疑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工业外部环境中主要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从对华发起贸易战，到产业、科技全面“脱钩”，再到联合盟友推动所谓供应链“去风险化”，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多轮调整，美国政府对大国竞争下全球供应链格局采取了不同表述，但其将中国视作最具威胁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没有实质性变化（蔡宏波等，2024）。在策略安排方面，美国推出以《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简称“三大法案”）为代表、兼具进攻与防御功能的产业政策，针对中国科技创新活动和优势产业实施全方位封锁打压（杨丹辉，2023）。其中，一些选择性强甚至带有明显对峙色彩和反制功能的产业政策不仅背离了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逻辑，更对现行多边体制的基本宗旨构成了挑战，进而造成全球化时代一体化的国际贸易体系出现碎裂（blanga-gubbay and rubínová，2023）。要高度警惕的是，美国政府持续施压已经对其国内投资者的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美国投资者加快撤出中国资本市场。2023年，美国资本在中国一级市场的交易额同比大幅缩减，其参与的交易事件降幅则高达50%。美国投资者一向偏重财务回报率而鲜有顾忌政府意向和国家利益，其投资行为的变化除了受利差和汇率等因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采用立法手段对中美科技和产业竞争进行强力干预、频频加压的直接结果。美国商务部发布的《2023年度出口管制执法报告》强调“为使最关键技术免遭‘敌手’，出口管制从未像今天如此重要”（bis，2024），欧盟和英国也于2024年伊始分别推出了“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和“关键进口和供应链安全战略”，加强外资并购监管审查和供应链安全评估。不容乐观的中美关系前景对各类外资进入的抑制作用显现，美西方强化安全导向的政策法规对中国企业开展科技合作、技术进口、跨国并购设置了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困难，导致多条关键产业链安全形势趋紧。

（3）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不断深化。随着全球安全形势趋紧，国际投资和贸易增长持续低迷，对全球生产体系、贸易秩序和投资布局的影响不断深化。据世界银行统计，2023年全球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约为1.9%，明显低于2022年的3.3%的水平，更远低于2011—2019年4.0%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全球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随之呈现下行态势。2023年，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增速仅为0.6%，较2022年的5.7%大幅下滑。同时，多项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贸易活动开始偏离其作为分工收益实现渠道的角色和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保护主义泛滥倒逼各国寻求更靠近本国的生产布局、与更具相近价值观的“伙伴”深化经贸关系或从更有韧性的来源获得供应链链接，致使所谓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不断凸显（blanga-gubbay and rubínová，2023）。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近年来备受各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国际机构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一些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并未得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充分的数据支持。由中美大国竞争引发的国际政治经贸关系紧张局面已然持续数年，中美关系与“逆全球化”之间的相关性却似乎缺少直接证据。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以“三大法案”相继出台生效为标志，美国将对华打压封锁的工具升级为步步为营的一揽子国内法，受限的跨国公司或主动或被动做出“中国 1或n”的布局调整，对供应链脱钩的影响逐渐有了清晰的表现。wto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美国主要进口国的排名下滑至第二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和零部件占比由2019年的11.4%上升到2022年的12.8%，到2023年上半年则回落至10.5%。另有研究（lábaj and majzlíková，2023）发现，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作用下，2010—2020年，欧盟和美国离岸外包规模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缩。其中，欧盟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减少了3.7%，而同期美国和欧盟的近岸外包份额分别从83.1%和66.8%提高至89.6%和73.0%。2023年，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也由中国变为了美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联被削弱，在此轮国际生产体系深度调整中，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程度较高gvc上的位置还面临着被制造成本更低国家和地区取代的风险（freund et al.，2023）。这种 “低端分流与高端回流并行”的全球制造业布局空间特征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双向挤压”，加之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导致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更高环节攀升面临更多挑战。

（4）全球碳中和下工业绿色转型任重道远。在碳中和任务最为艰巨的能源领域，近年来大国能源转型提速。2023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增速快于总投资增速，清洁能源投资则实现了连续三年增长，但现阶段清洁能源的投资规模和增速仍然难以满足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要求，而且在现有供求格局下，能源安全、能源价格稳定与低碳转型之间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始终难以破除，世界各国能源系统不得不在安全、环境和经济三个目标维度之间谋求长期动态平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和工业大国而言，统筹确保能源安全、维持能源价格基本稳定与实现“双碳”目标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在技术减排层面，总体上看，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精准识别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痛点，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同时超算中心、ai等数字基础设施和智能化设备的能耗占比快速攀升，而以碳捕集封存技术（ccus）为代表的减碳技术在技术经济性、市场成熟度等方面与产业化应用需求尚有距离，绿色低碳技术难以取得全面、系统突破的困境严重制约了高碳工业部门的减排空间和整体进程。再从制度减排的角度看，即使在有可能形成“竞合”局面的低碳领域，大国博弈同样呈现升级加剧态势，各国不仅加大力度扶持本国低碳产业发展、扩大国内绿色产品市场，还将很大一部分政策工具投入清洁能源、绿色技术产品标准主导权争夺等方面，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典型的建制性安排对中国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出口优势造成冲击。绿色投入和低碳转型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出现在微观层面。近年来，发达国家企业对esg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与国内企业追随esg理念及实践热度不减的势头形成了反差。目前，esg对公司管理层的绩效仍有约束力，但关注度和投入力度却有减弱的迹象。2023年1—3季度，美国各类投资者已从esg基金中抽撤了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2024年英、法等多个国家将再度收紧esg投资标准。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产业界对esg在一些国家被滥用甚至沦为绑架企业转型意愿的政治口号的反弹，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不少投资项目被冠以“绿色低碳”之名，但其产出水平却达不到投资回报预期。严峻的气候形势与充满波折的全球碳中和之路给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也对探索建立面向“双碳”目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兼容、科学自主的工业绿色发展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2.把握大变局中的新机遇

（1）牢牢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最具标志性事件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趋势之一。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数据资产规模、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技术和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逐步具备了发展优势。《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为50.2万亿元，是2012年的4.6倍，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数据产量为8.1zb，全球占比达10.5%，数字经济总规模和数据产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大国。同时，近年来中国企业发掘平台经济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先发经验，深化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提升了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国际影响力。面向不断高涨的全球数字化大潮，中国企业要在先进智能硬件研发制造、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促使语音识别、经典ai、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可视化等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和技术能力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持续释放，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澳门皇冠四虎的解决方案，推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交易、安全、公共治理、区域合作等国际议题讨论和规则体系构建，带动中国数字经济转向量质同增的新发展阶段。

（2）强化产业优势，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提速为中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据海关统计，2023年，中国“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6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9.9%，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作为产业升级亮点和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标志性进展，出口“新三样”是有效产业政策作用下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体系整体能力积淀与释放的结果，更是中国工业充沛活力和强劲韧性的集中体现。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形成了兼具先发布局与后发优势的独特发展条件，领军企业也已初步掌控行业技术迭代的节奏。今后，要密切追踪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路线变化、绿色低碳转型方向及政策体系演进态势，引导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做强优势产品、巩固提升产业链地位的同时，积极投资布局氢能、新型储能、下一代电池技术等能源革命新赛道，为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中国贡献。

（3）增强战略能力，主导关键矿产产业链重构。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关键矿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国防军工等领域应用日益广泛。近年来，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刺激关键矿产需求急剧增加，关键矿产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成金华等，2021）。长期以来，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作用下，稀土等战略资源产业链构成主要受要素禀赋影响，形成了中国优势集中在产业链上中游、发达国家掌控下游高附加值材料环节的全球产业格局。由于关键矿产普遍具有需求弹性大的特征，供求关系不稳定，价格波动频繁，产业链竞争主要表现为定价权争夺。大国博弈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不确定性，美西方国家相继更新关键矿产清单。为强化关键矿产领域战略合作，重塑供应链体系，2022年美国领导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msp），试图建立“金属北约”式的新型国际矿产协调机制。美西方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布局显现出两条清晰的主线：技术“去资源化”与供应链“去风险化”，这两条主线都指向旨在降低关键矿产外部依赖的“去中国化”。一方面，关键矿产“去中国化”倾向加大了相关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但也将倒逼中国立足资源和产能优势，推动产业链深度延展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关键矿产品种较为齐全，储量丰富，在资源开采、冶炼分离及原材料加工制造环节拥有显著的产能和成本优势，是名副其实的关键矿产资源、生产、消费、出口大国。基于这一禀赋条件，关键矿产也是能够输出大国竞争应对手段的重要领域。以往稀土等关键矿产的资源优势未能上升为产业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外专利保护以及由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决定的国内原材料需求和应用状况。迈向高收入阶段、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工业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加大高端应用研发投入力度，带动工业原材料工艺技术、应用结构和附加值的全方位进步提升注入了内在动力。同时，相关领域产业链重构还为中国深度参与关键矿产领域全球治理，主导构建“以我为主”的战略资源产业链带来了新机遇，从而为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关键原材料安全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由关键矿产资源大国发展成为先进材料强国。

（4）拓展新兴市场，推动中国工业化成果全球共享。伴随着新兴市场崛起，在新型交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牵引下，新工业革命呈现出世界范围内多源并发的空间响应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提速势必催生出规模庞大的工业品和消费品市场，新兴市场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较大的结构转型潜力将为体系完整、主体丰富、技术适用、产能巨大、产品性价比高的中国工业扩大贸易投资、深化产能合作、整合战略资源、主导产业链布局带来重大机遇。

    四、现代化进程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迈向现代化进程中，要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作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的根本取向，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科学系统的政策设计以及高效有序的执行实施协同配合，不断克服和战胜各种尖锐矛盾、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工业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行稳致远”。

第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不仅抓住了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更是破解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内生化难题的现实选择和长期任务。要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力度，以“从0到1”自主原始创新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出并动态更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建设一批服务于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新型科技创新平台，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聚焦科技创新，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创新跨界互融共促，将工业高质量发展引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创造条件，打破封锁，维护与世界科技创新前沿的联动和交流，着力突破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先进原材料对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实现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可控；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辟新领域，培育新主体，形成新集聚，打造新支柱，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加快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巩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水平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驱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制高点，制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赛道。

第二，要供给侧与需求端共同发力，形成与中国工业体量相匹配的市场容量和消费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社会预期偏弱问题。针对当前预期不稳、信心不足既表现为民营企业投资意愿转弱也反映在社会消费不振的复杂成因，有必要释放高强度、大力度、更具创新性协同性的政策信号，集中投放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举措，增强经营主体的安全感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并重，加紧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营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环境。在供给侧，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通过启动新一轮设备更新投资，提高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的适配性和兼容性，挤出传统产业落后过剩产能，开展新兴产业产能分析和预警，引导相关行业领军企业塑造规模效应与技术能力相互加持的“双重”优势；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需求端则要突出扩大有效需求的主线，着力扫清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堵点，降低交易成本，破除市场分割，切实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市场牵引力和消费拉动力；多管齐下，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就业形式，扩张就业渠道，完善分配制度，改善收入预期，提升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能力；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市场化进程，以新型消费释放消费潜能，以消费大国支撑工业强国建设。

第三，要推进深层次改革与扩大高水平开放互为促动。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人口大国，最大的不安全就是不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突破国内发展瓶颈，还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既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找思路想办法，又要加紧创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使命和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用于指导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破局。要充分运用群众首创经验，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发挥企业自主转型的主体作用，拆除制度“玻璃门”，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直面开放动力减弱、共识不足的现实矛盾，以一往无前的开放定力、更加笃定的开放决心和更大力度的开放举措，确保中国对外开放不偏航，构建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外贸外资“双稳双升”，用越开越大的开放之门畅通国际国内循环。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联动，积极倡导数字贸易、清洁能源、气候治理、应急管理等新型多边议题，以建设性的国际协调化解纷争和对立，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有利局面。

第四，要以重点产业链为突破口，主导构建新型国际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深刻洞悉全球产业链重构与重点产业“双链”格局演进动向，发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生产体系深度调整中蕴藏的机遇因素，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以关键矿产、动力电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领域为着力点，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拓展要素、技术和产能合作空间，引导中国企业立足双循环格局向产业链供应链链主地位攀升。同时，建立完善供应链安全评估与风险防范机制，创新工作思路，充实应对地缘风险、技术封锁、重大突发事件的政策工具箱，提升供应链体系稳健性。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依托自主可控、安全有效、智能绿色的创新链产业链，广泛吸收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探索塑造以我为主、互利共赢、兼具韧性与活力、国内国际一体化的产业生态体系，巩固产业链枢纽地位，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

第五，要注重政策协同性一致性。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一致性兼容性，统筹兼顾技术与要素、发展空间与战略纵深、产能释放与可持续发展、制造与服务、国内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等多维度动态关系，强化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竞争政策、绿色发展、区域布局等战略、政策及市场规范的系统性协同，锚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短期应对与中长期战略衔接配合，做到同向发力，相机调控。需要强调的是，协同性一致性对政策研究、制定、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深入推进决策机制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发现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拓展知识体系，掌握政策运用新需求新特点，加强政策工具创新，为新型工业化提供高水平高层级的决策支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