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刊》2024年第10期 我记忆中的一些往事-澳门皇冠四虎

我记忆中的一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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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纪念日。我出生于1945年。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来的重大事件都会有所印象。童年时期，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巩固政权，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迫于强大的威慑力，我们村有个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人在村外池塘投水自尽，尸体停放在村口的路边，我们几个小孩想去看看但又很害怕不敢去看。二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那年秋收后，村干部给每家每户分配缴公粮卖余粮任务，统一收粮那天，各家各户带着粮食在庙前场地等着过称，好不热闹。

从1953年到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正在读小学。在学校常听老师讲社会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幼小的心灵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1958年，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时称“三面红旗”。工业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账”。农业以粮为纲。在农村还推行公共食堂制。那年我考取初中读书，开学一个月后，全校师生到20里之远的一个村庄就地参加小铁炉炼铁运动，上山挖铁矿,到小煤矿挑煤炭，折腾了一冬季。1959年至1961年，全国遭遇三年饥荒。这一时期，印象最深的是1960年冬季，国家粮食部门停止了对我们学生的粮油供应，学生要每个周末回本村公共食堂自带口粮，学校的伙食下降了一大截。为了节省体力，学校停止了每天的早操活动。正当风华正茂之年，却一个个饿的面黄肌瘦，那是一段最受煎熬的日子。

1964年我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15周年。国庆节那天，我们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在西长安街南长街至电报大楼一带担任“标兵”。就是站在街边路沿石后，不让群众靠近游行队伍。我是从山区农村走出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人，那天从头到尾观看了首都工农商学兵各界游行队伍的风貌，场面之壮观终生难忘。

1966年，国家进入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实际上从1965年冬季媒体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春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在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聂元梓等7人署名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文化大革命迅速从学校向机关、企事业单位，从北京向全国城乡各地蔓延。那年春季，学校安排我们系64级的学生到工厂企业实习。我们实习小组被分配在北京国棉一厂。6月1日，从广播中听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几个同学也有议论。第二天中午在食堂就餐，听住在市区的工人师傅讲市内的各大学可热闹了，学生停止上课，大字报铺天盖地。6月3日，我们几个同学决定回学校看个究竟，情况确实如此。第二天即6月4日我们向车间和科室领导简短告别后就带着行李返回学校闹革命。那时的无知与狂热，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10年文化大革命中间又有一些插曲，诸如二月逆流、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不停顿的折腾，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1968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高平县参加工作。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举国欢庆。那些天，真觉得有说不尽的痛快。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战略性转折。在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报告，实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成果，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总方针。这些都是划时代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土地下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1982年在全国全面推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在城市改革的决定，一是确定企业是城市改革的关键环节；二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小平同志对这个提法非常赞赏。认为这是一个新提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至1985年，我在高平县财委工作。那是一个改革开放蓬勃兴起的时代，自己也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积极参与和推动商业供销系统的企业改革。支持县百货公司北街商店柜组承包；支持县饮食服务公司照相馆冯平瑞夫妇，不吃“大锅饭”，留职停薪开办“夫妻照相馆”；参与解决1981年春季高平县出现的“卖猪难”，与县商业局的同志共同组织跨区域往武汉屠宰场调猪，曾引起国家商业部的重视，时任商业部部长刘毅亲自到高平调研考察。同时，加强商业网点建设，改善服务设施，增加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在县饮食服务公司洗浴室较早开办了盆浴服务项目。利用县供销社招待所，举办县财经学校，由商业局、财政局、供销社分期分批对基层员工，财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有意义，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晋城市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那一年我奉调从高平县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亲自目睹了晋城市凭借丰富的煤铁资源优势，个体、集体、乡镇、国企几个轮子一齐转，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于1997年在全省率先基本达小康。

1992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谈话，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当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取向。1996年我到市计委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支持下，计委作为一个综合部门，积极参与晋阳高速公路、晋焦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推进国家“九五”计划确定的利用晋城优质无烟煤建设国家氮肥基地的项目落地工作，参与城市二期供水、二期供热、城市供气工程的开工建设，支持大宁煤矿、王坡煤矿、东峰煤矿等几个地方大型煤矿建设，与市水利部门配合，向省、国家有关部门请示张峰水库的复工等等。在当时的体制下，我和市计委一班人一块摸爬滚打，项目审批，去找谁，说什么，怎么说；项目推进，怎么与有关部门配合。虽然辛苦，但当工作有了进展，又乐在其中。

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抓住21世纪前20年黄金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了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代。这一时期，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农业税被免除。2005年、2010年国务院发布两个发展非公经济36条等等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的十八大之后，进入习近平时代。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深入开展。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先后提出“三去一降一补”，进行脱贫、环保、防风险三大攻坚。面对中美贸易战，又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大提出到建国100周年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历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前进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如影随形，困扰着国人，突出的是公与私，姓社与姓资的争论。这些思想观念的交锋、碰撞，或明或暗，有时甚至非常激烈。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对土地下放的争论，安徽芜湖年广久“傻子瓜籽”事件的是非等。九十年代后期，对国企改革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待业的不同看法，还有前几年“民营经济退场论”等等，都曾喧嚣一时。由于社会各阶层人士价值观念不同对整个改革开放取向和发展中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比如有些人认为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收入差距不平等、腐败等问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有些人则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因此更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等等。

历史经验证明，思想观念的进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导。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但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是先进的，抑或是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从满清晚期的“中体西用”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义与问题之争，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姓社姓资的思想交锋争论了上百年。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真正改变观念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但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2022年中国总人口14.1亿人，城镇化率（常驻人口）已达65.2%，但真正有城市户籍的不到7亿人，如果户籍人口达到70%，还需转移3亿人；2022年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总量的24.1%，如降到10%以下，还需向非农产业转移1亿人以上；中国人均gdp 1.2万美元，如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低线3万美元，也还需增加1.5倍。近年来中国经济遭遇了很大困难，突出的是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下滑，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不顺畅，有效需求不足等。面对困难，一些专家学者开出的方案是继续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认为这只是扬汤止沸，或许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不是治本之策，甚至可能为后续发展制造更大的风险。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不仅是周期性问题，还与结构性、体制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需要在理论上有新突破，在体制机制方面创新，激发社会活力，解放和促进新的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75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值得可歌可贺，其经验要总结和发扬光大，其教训要铭记而不重蹈覆辙。

祝愿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再铸辉煌。

(*本文系作者2024年9月27日在市产促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本期责任编辑  段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