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产业融合壮大实体经济：作用机理与推进策略（二）-澳门皇冠四虎

以产业融合壮大实体经济：作用机理与推进策略（二）

原载：《产业经济》2023年第6期  作者：夏杰长 刘 慧

        四、产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一）新发展格局要求深度协同的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是大趋势，政府和业界也非常重视。但总体看，融合深度和协同程度还是有不少短板，主要体现在：第一，农业和第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不充分。产业融合程度较低，产业间互联互通性不强，产业链、价值链现代化程度不高，同质竞争、恶性竞争较多；融合带动主体发展缓慢，且存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较弱，农业生产经营机制体制障碍和要素瓶颈制约有待突破，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辐射带动作用弱，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规模偏小，参与融合能力不强等问题。第二，制造业和服务业行业门类众多、产业特征各异，融合发展呈现出主体多元、路径多样、模式各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国制造业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低端，竞争策略上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盈利的空间受限；另外，许多服务业平台的专业化水平无法匹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难以突破和应用，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突出，融合层次不高，深度不够。第三，服务业内部融合发展不均衡。从不同行业细分来看，金融、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等领域融合水平相对较高，公共卫生、水利、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领域的融合水平较低；从区域来看，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服务业内部融合相对成熟，而欠发达地区，服务业融合效率有待提升；市场化程度高的服务业融合效率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服务业。

       （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制造业核心地位不动摇

       这些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反思其工业化道路，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其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从世界银行数据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世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开始有上涨的趋势。虽然从2011年开始，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下降，但从2020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有上升的趋势[29]，而且，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也在上升，从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并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30]。显然，稳定制造业核心地位是我们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关键支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根基。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我们也要正视传统制造业如何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如何摆脱规模拉动转向“质量效益”拉动、如何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仍面临重大挑战，例如，电子信息、汽车、航空、装备制造等产业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但部分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核心零部件、材料、设备及工艺仍依赖进口，一旦进口中断，中国的产业发展将会遭受巨大的冲击。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发展仍然落后，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仍处于跟随模仿阶段，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不高，高精尖领域亦有核心技术亟待突破。

       （三）绿色发展对生态与产业融合提出新挑战

       绿色发展认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是当今时代产业变革的方向,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重点[31]。一些发达经济体正在谋划或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绿色贸易制度，提高绿色技术要求，对中国产业融合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绿色科技创新不足，绿色技术投入多、要求高、风险大，绿色技术带来的经济预期目标难以估量，科技“瓶颈”制约产业绿色发展的水平和层次。第二，生态与产业融合还是相对割裂、各行其道的状态，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忽略村舍、居民、设施等资源协调统筹问题；生态保护过程中忽略了生态资源产业价值的开发，无法更好地体现生态的附加价值。第三，生态与产业融合体现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但是在“产业生态化”的过程中，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统筹机制，导致形成了信息壁垒，严重影响产业项目对生态影响的评估不足，制约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农业种养结合方面，从饲料到动物养殖、废弃物循环，再到环境排放，整个过程中的绿色可持续影响着农业产业融合的效率和质量；在生态产业化的过程中，自然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利用率不高，品牌效应不强，“生态 ”的业态尚未形成。第四，闲置资源的优化利用率不高，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废旧手机产出国。而中国每年电子废物处理量已经达到但8000万吨左右，规范回收率不到20%，而欧洲已经达到了42.5%。2020年，中国产生废旧手机约为5亿部，但回收率只有2%[32]。而目前我国闲置手机的处置方式主要是闲置在家、二次销售、出口外国、拆解零件和提炼金属，闲置手机处置过程中依然存在不环保、非合规处置现象，亟待找到优化利用的新方式和新模式。

       （四）企业核心竞争力较弱，缺乏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实体经济的壮大最终靠企业来实现，但中国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仍存在核心竞争力较弱，主要体现在：第一，规模不大、实力不强，不专不精、特色不足，科企错位、同质化严重、差异化竞争优势不明显，这些问题导致大部分种业企业授信困难，融资渠道有限，可融资规模比较小。第二，缺乏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中国虽然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截至2021年，包括汽车、电脑在内的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33]，但是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尤其是中高端的自主品牌寥寥无几。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仍处于生产加工的低端环节，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等高端环节主要控制在外方手中。比如，苹果手机虽然是中国制造，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撑，在苹果的整个供应链体系中，中国制造业企业仍处于微笑曲线价值增值的低端，只能获取极少的利润，大部分利润由品牌方获得。品牌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典型的文化过程，而中国长期的“中国制造”印象，使企业规模和品牌影响力不匹配的矛盾凸显，中国的自主品牌不易得到国民认可。第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不断提高，研发能力持续增强，聚焦重点产业的领域取得诸多创新性成果，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供了有力支撑，但在新发展阶段，国家对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国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还不够突出，在利润驱动下，企业不愿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整体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尚未明晰

       产业融合涉及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行业之间的融合，不同产业的标准、不同行业的标准是存在差异的，这些标准差异制约产业融合的发展。产业融合催生全新业态、新模式，而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对现行的多部门割裂式的监管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虽然“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但是“放管服”过程中依然面临各种限制多、门槛高、审批繁的束缚，从而极大地制约产业融合创新。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如何在坚持法治化前提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在鼓励创新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如何在建立有效监管体系的同时设置柔性边界和刚性底线，创造有利于产业融合的市场化体制机制，是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另外，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改变了原有的有形商品生产与销售模式，生产经营主体、经营形式更加复杂多变。随着数据大量扩充，税源和税基的控制难度不断加大。例如，身份上，个人可以通过网络沟通从事商业和经济活动，不是一国居民却可以获得利润，另外，目前很多跨国公司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价值链管理，因而难以确定其总部所在地，难以判定其法人身份，存在税收监管漏洞；来源地认定上，电商提供的线上产品不一定在自己的仓库，产品和电商所在地不一定关联；利润归属地上，大数据时代，消费者的数据被记录，例如，消费者在获取数字化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提供个人数据，企业通过消费者提供的数据改进或研发新的产品，消费者提供数据也创造了价值，但利润征税时，如何在消费者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之间进行分配难以鉴别。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对现行的gdp核算提出挑战。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用人口数量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工业经济时代，gdp成为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在数字经济时代，gdp的统计口径面临新的挑战。例如，gdp是以市场价格记录交易，但是数字经济时代，e-mail、网络新闻、搜索引擎、在线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服务的边际成本接近于为零，消费者通常可以免费使用，供给方通过广告获取利润，这部分免费的价值难以纳入gdp核算中。国家统计局通过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汇总统计gdp，不涵盖个人，但共享经济条件下，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现行的统计调查方法是从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来获取生产数据，难以覆盖个人，进而造成gdp低估；由于知识产权的虚拟性、便捷流动性、高附加值性，未被监管到的知识产权跨境流动会造成其附加值在各国的错误统计，可能造成国际上的gdp核算误差。另外，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相对对称，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和生产端的创新供给程度要远大于以往，即使传统的差别定价法也无法精准识别不同时期、不同类别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导致产品的精准估价难以测算。

        五、以产业融合壮大实体经济的推进策略

       （一）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筑牢实体经济的基础

        第一，着力数字乡村建设。农村各地条件千差万别，数字乡村应选择切口、选好路径，因地制宜形成建设方案，“避免政府一头热”，数字乡村建设中应注重创新机制的可落地性；注重提供数字化的社会化服务，增强数字技术对小规模生产者的包容性、共享性；从顶层设计上协同不同部门之间的行政管理数据，建立以数据资源整合促进数据采集、带动数据开发利用,建立标准统一、各负其责、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第二，整合农业数据要素，提高农业产出效率，提升农业产业链价值。关键核心数据是数据资源转变为数据要素和数据资产的前提。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应以解决农业领域的实际问题为导向，用“活”大数据，通过多维数据的整合、深度挖掘，探索和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应用场景[34]。例如，在园艺作物种植中，采用数字技术，通过各种传感器、摄像头把采集到的温度、湿度、光照、水分、矿物质元素、肥料、二氧化碳等数据传入中控系统，使每片叶子的长宽、植株茎粗、植体长度、果穗数量、每串果穗的挂果数量等数据得以量化，从而形成“农业种植大脑”，精准指导农业活动；另外，应推进农业数字化地区间均衡发展，促进数据要素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流动共享，提高数据流通效率和产出效益。第三，加快数字化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化赋能农业产业，带来传统生产技术的改造升级、商业模式的创新、交易品类多样化、交易速度产业效益的提升。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农业 ”多产业融合的农业新业态；通过普惠金融的云端组织架构、线上业务开展、模式灵活便捷等，为“三农”、小微用户精准放贷；发展从传统电商到直播电商，再到社区电商的多元化的农产品电商模式，打通产销全链路，形成批量化订单再向上游组织货源，构建了一张从农田到餐桌的直供直销网络，使得供需匹配更加精准，最终实现以销优产、以销定产。

       （二）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第一，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加快制造业全产业链绿色转型，促进形成从生产—流通—消费—后消费全过程低能耗、高利用、少污染、可持续的绿色的闭环循环系统，从源头上实现物物相连、端端相通、实时在线、即时处置，以提高产品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实现经济收益与环境收益的双赢；推动全产业链纵向上融入科技、数据资源等要素，以科技创新促进绿色产业提质增效，以数据要素协同提升全产业链流通效率；健全绿色设计机制，将绿色设计贯穿在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绿色属性突出、消费量大的工业产品，制定绿色设计评价标准。第二，推进制造业高端化。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工程，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围绕重点制造业领域和关键制造环节，明确风险和收益机制，推动相关龙头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加强核心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装备等领域的研发突破；加快构建先进制造业标准体系，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第三，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创意孵化、研发设计、远程运维、澳门皇冠四虎的售后服务等产业链两端延伸，提升制造企业的议价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向工业设计服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制造、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节能环保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等服务型制造模式转型；推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制造智能化水平；搭建服务制造融合平台，积极培育和引进国内外各类著名现代物流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优秀科技服务企业等现代服务企业，同时引进和扶持优势制造产业入驻园区，在园区内设立“两业融合”创新平台或公共服务平台，包括培育发展基础工艺中心、工业设计中心，打造高水平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个性化服务体系和柔性制造、智慧工厂，形成智能化生产、电子商务、金融、物流等社会化协同体系。

       （三）加快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第一，加快培育服务衍生制造。以产需动态适配为导向，鼓励服务业企业提供大规模定制服务，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提供研发设计、交易金融、物流仓储、商务咨询、检验检测认证等集成服务，推动生产制造环节组织协同，同时发展反向定制、个性设计和柔性制造。支持服务企业向制造环节延伸，实现服务业产品化、品牌化发展。大力发展交易活动和物流服务一体化融合的新兴市场业态，加快建设服务重点制造业集群的工业超市。第二，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产业真实技术需求为导向进行创新，以创新成果引导产业转型升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围绕产业链短板和供应点堵点进行重点布局，提高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和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跨界技术融合，促进形成新工艺，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第三，优化生产要素在产业内和产业间有效配置。促进产业的生产规模、产值结构、技术结构以及资产结构比例关系不断协调优化；通过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实现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技术外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数字农业、休闲农业、综合型农业等农村新兴支柱产业。

       （四）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布局，推动数字经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一，加强数字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新兴技术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等重点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分层次支持，加快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创新资金支持方式，加大对核心关键技术的支持；深入参与数字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第二，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形成全国性市场与区域性市场、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跨境市场的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体系[35]；重点培育面向实体经济的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大数据、物联网、5g 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实体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重塑组织和流程，推进传统企业低碳绿色、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交互的平台，打造丰富多元的新消费业态。第三，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均衡、深度融合。深化数字技术在传统行业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渗透和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全链条的转型升级；延伸数字化产业链，协同推进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和数字化服务业以及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利用数字经济的去中心化作用，加快城市资源向农村“下沉”，推进城乡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第四，提升网络安全与数字治理能力。出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相关条例，明确数字产权归属，加大数据隐私保护力度，健全电子商务征税立法执法；制定针对平台垄断、算法歧视等新型垄断的惩罚措施，构建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机制；重视解决由于数字素养、基础设施差异等所带来的数字鸿沟，使全体居民都能充分享受数字红利；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加强云平台数据的安全防护，保障数据的安全共享，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提供安全、健康的发展环境；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建设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维护好“亲清”政商关系，实现数字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五）激发企业活力，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第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和高校、研究院所联合牵头承担基础研究项目，加大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针对涉及产业应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提出指南建议，以企业为项目决策和组织主体，打造若干行业创新领军企业；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生态主导力的龙头企业，强化企业间的联系，支持具备技术、产品、产能和市场优势的国内“链主”企业“走出去”，加强国际创新合作，深化国际产业协作，推动中国产业链向更高水平的全球产业链跃升；发挥数字经济“头雁”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第二，塑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完善国内高质量知名品牌向海外拓展的体制机制，培育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知名品牌；在制造业从“中国制造”的国家品牌向“中国智造”国家品牌转型中，在汽车、纺织服装、消费类电子、家用电器、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和“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培育一批从育种到餐桌为老百姓提供可信赖的、丰富的、安全的食品和服务的农产品品牌；加强企业品牌意识，注重先进服务对品牌创新的作用，重视对商标品牌资产管理，提升品牌核心价值和品牌竞争力。第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更高层次的人才开放，本土化人才引进，为壮大实体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完善人才引进财税优惠政策，加快低碳绿色领域的芯片等核心技术、材料和生产设备的突破；增加对创新人才、创新团队的分配激励，充分释放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打通人才发展通道的“中梗阻”，引导人才向优质企业流动，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加快构建科研院所与企业相结合的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培育一批既懂生产工艺又熟悉信息网络技术的专业人才，人才供给和需求动态匹配，储备好各类型的实用型人才。